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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经济学十大研究热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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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供给侧改革成为我国经济学研究的新热点外,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城镇化、创新经济、产业转型升级、货币政策等也是2016年我国经济学界最受关注的问题……

  2016年学者们对我国新常态下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新成果,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1.对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性质和特征进行科学研判,分析了我国经济运行的现状、问题和出路。例如,郭克莎(2016)从生产力发展阶段、经济发展规律、经济发展取向三方面分析了我国经济进人新常态的理论依据,指出新常态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一项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地位和作用。李义平(2016)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评析了我国当前阶段的经济发展特征,指出经济发展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经济发展的根本是推动生产端的实体经济发展。关于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判断,大多研究认为我国仍面临较大的经济下行风险,新常态下宏观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刘伟(2016)指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出现“滞胀”的可能性增大,较长时间内通货膨胀和经济下行双重风险或将并存。

  2.从不同角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结构进行深入分析,探讨了我国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效率的路径和措施。通过细致分析本领域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发现,2016年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面的研究兼顾了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质量,该领域的高频关键词既包括经济增长速度方面的经济下行压力、经济波动等,也包括经济增长质量方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等,且有关经济增长质量的高频关键词多于经济增长速度方面的热词。相关研究不仅对经济增长规模进行了分析,同时更为注重探究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结构性转换,尤其是基于供给侧改革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进行深入探讨。关于经济增长质量和速度是否具有互斥性,李强、魏巍(2016)的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并没有限制经济增长,反而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关于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因素,傅元海等(2016)探究了制造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李萍、冯梦黎(2016)探究了利率市场化对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关于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政策措施,邓若冰、吴福象(2016)指出应通过“供给+需求”双侧调控有效配合、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加速产业结构升级步伐、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等手段实现经济发展的动力转换。

  3.与其他研究热点结合起来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经济、和社会因素,探究新常态下保持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政策着力点。该领域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显示,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领域的热词涉及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城镇化、产业转型升级、创新经济、供给侧改革、碳排放与可持续发展等多个经济学研究热点,同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也是几乎所有其他热点领域的高频关键词。这体现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在我国经济学研究中居核心地位,诸多经济学热点的研究都围绕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展开。其中,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最为集中,相关文献涉及金融波动、金融基础设施、实际汇率偏离、金融杠杆、普惠金融、金融空间联系、金融结构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关制度、社会过滤、财政转移支付、政府研发补贴、基础设施投资、产业结构、协调成本、人口转变、农业劳动力流动、市场化改革、反等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也取得较多成果。此外,也有研究将经济增长作为解释变量,探讨了经济增长对地方官员晋升、国际资本流动、环境污染压力等因素的影响。

  1.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在人口城镇化方面,于伟等(2016)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中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决策行为,发现“退有所居”是进城落户农民退出宅基地时关注的核心问题。在城镇化与居民福利方面,夏后学等(2016)基于新型城镇化指标评估了城镇化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发现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人的全面发展形成了良性互动。此外,有些研究将城镇化与精准扶贫结合起来,是较为新颖的研究方向,分析了城镇化对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收入差距、就业结构、人口流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乡发展一体化、优化城镇村空间格局等新型城镇化各方面与扶贫开发之间的关系(戈大专等,2016)。

  区域经济方面的诸多热词是城镇化领域的高频关键词,如区域经济、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京津冀、城市群等。城镇化与空间集聚的关系、城镇化对我国经济地理格局的影响、区域城镇化协调发展指标体系、区域城镇化协同演化的时空格局等是研究热点。

  产城融合、产业结构、产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等在城镇化领域出现频次较高,相关研究围绕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变迁的耦合影响效应、城镇化与产业结构优化的互动关系、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政策、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等问题取得了一系列进展。针对产城互动的现状,谢呈阳等(2016)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城镇存在产业基础薄弱和工业发展缺乏城市功能配套的问题,提出应以“人”为连接点、通过产品及要素市场的价格调节和因果循环机制实现产、人、城有机融合。

  4.生态宜居的城镇化。碳排放、生态文明、绿色发展、能源消费、城镇化质量等关键词在城镇化领域备受关注,其中低碳城镇化是被探讨最多的方向,相关研究重点分析了城镇化与碳排放的关系以及低碳城镇化的实现路径。

  5.改革创新的城镇化。供给侧改革、制度创新、顶层设计等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关键词是城镇化领域较受关注的热词,关于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路径、提高城镇化效率的政策措施、治理城市病的改革方向等探讨较多。李平、李颖(2016)通过对中国城市规模分布进行对数正态、帕累托、齐普夫分析指出,落实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关键是促进人口充分流动,实现城市规模的最优分布。

  创新位居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之首,是我国现阶段和未来较长时期内的基本发展思路和主要着力点,体现了我国经济由传统的要素驱动转向由科学技术、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力驱动的新方向。这促使创新经济和创新驱动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近些年研究数量大幅增加,2016年创新经济领域研究的关注度从第十位上升至第三位。相关研究大致围绕技术创新、创新绩效、协同创新、创新能力、自主创新等高频关键词展开。技术创新是创新经济领域出现频次最高的热词,有关技术创新的研究基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宏观研究多关注高技术产业聚集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技术创新对出口增长的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区域差异、外商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风险投资与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关系等问题。比如,杨浩昌等(2016)研究发现,高技术产业聚集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的产生和扩散,同时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聚集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中西部地区。潘雄锋等(2o16)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能够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现技术创新成果的增加。微观视角的技术创新研究多针对企业主体,主要探究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企业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协同发展机制、家族成员参与管理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环境税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等。

  在创新绩效方面,相关文献多基于微观视角探究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如企业创新网络结构、开放度、产业转移、社会资本、领导风格等因素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王海兵、杨蕙馨(2016)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从产业层面评估了我国创新驱动的实际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创新驱动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年均增长率都为负值,政府干预倾向和非市场化程度交互项的显著负向影响反映出利益集团式勾结的破坏性作用。

  在创新模式方面,不同创新主体依靠特定组织结构和现代信息技术构建资源平台汇聚创新资源、提高创新绩效是现阶段创新经济的重要趋势,由此决定了协同创新成为研究热点。针对协同创新问题,洪银兴(2016)认为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对接更应重视科学家、企业家在同一平台上直接交汇和协同,强化科学技术与经济的对接、创新成果同产业的对接、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的对接。

  产业转型升级领域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产业结构、产能过剩、转型升级、产业转移等高频关键词展开。产业结构是共现频次最高的热词,相关研究既综合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进行了学理层面的探讨,也利用我国宏微观数据进行了较多实证分析。比如,乔晓楠、何自力(2016)从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视角对我国工业化的发展历程、当前环境及未来方向进行了分析,指出以智能化与绿色化为核心、推动消费品工业进一步向资本品工业的升级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正确方向。产业结构方面的实证研究有两类:一类探究产业结构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货币政策、对外开放、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进步、财政结构、税收负担、所有制结构、外部融资等因素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另一类研究关注了产业结构调整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应,分析了产业结构变动对碳排放、生态效率、城乡收入差距、劳动生产率、创新绩效、对外直接投资等因素的影响机制和效应。

  经济发展初期粗放式的增长政策导致了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实际需求错位,加上金融危机以来外需萎缩、内需增长乏力,共同促使产能过剩成为当前我国产业经济领域最为突出的矛盾,成功化解产能过剩是我国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关键。关于产能过剩的量化测度,现有研究多采用直接调查法和以峰值法、生产函数法、成本函数法、协整分析法、非参数估计法、向量自回归法等为主的间接法进行评估(,2016)。关于产能过剩的原因,从产业政策、金融体制、土地配置、国有企业视角的探讨较多,比如杨其静、吴海军(2016)等关注了土地制度对产能过剩形成所起的作用,认为土地要素配置扭曲导致了中国产能过剩,这种扭曲源于政府对土地的垄断供给以及政府在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过程中的逆市场化行为。贺京同、何蕾(2016)从国有企业和金融体制角度考察了产能过剩的根源,实证研究表明国有企业性质使其具有产能过度扩张的内部激励,基于所有制的信贷扭曲则为其扩张提供了外部激励。

  我国不同区域问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产业区域结构复杂,这决定了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伴随着自东向西的雁阵型产业转移,因此产业转移也是该领域的高频关键词,相关研究重点探讨了产业转型升级与产业转移的互动关系、产业转移中的环境规制、产业转移的政府调控等。关于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的关系,戴翔等(2016)将二者纳入统一的框架分析了劳动力演化对我国产业转移和转型影响的异质性,发现人口红利衰减会加速中国工业产业的空间转移,同时推动低技术产业向高技术产业升级。关于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污染转移问题,汤维祺等(2016)探究了我国高耗能、高排放的重化工业从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的碳排放问题,发现建立碳市场比行政性分配减排目标更能够有效降低“污染天堂”效应。

  围绕新常态下的货币政策,相关文献分析了我国当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郭豫媚等,2016),发现经济转型期我国货币政策在稳定宏观经济波动方面的能力明显减弱,并重点探讨了新常态对我国货币政策带来的挑战及改革方向。潘敏(2016)指出,在新的发展阶段下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将更趋多元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将会更加复杂,效果更加不确定。刘金全、解瑶姝(2016)给出了新常态条件下货币政策的三方面政策建议:一是配合宏观经济结构性调整制定有针对性的货币政策;二是以扩张性利率政策来诱导适度通胀,并以数量型货币政策为主为经济增长托底;三是加快完善利率的市场传导机制。以货币政策为关键词的文献还重点研究了货币政策影响房价的传导机制,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对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影响,货币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和效应,不同类型货币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有效性,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机制,货币政策预期与传导机制等。此外,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不同国家问货币政策的互动影响日益深化,有关溢出效应和国际传导的研究成为货币政策领域的研究热点。2016年相关文献较为关注美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探讨了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对我国国际贸易差额和人民币币值的影响等。也有研究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对美国货币政策、美元汇率和美国股票市场的影响。

  货币政策的执行主体(人民银行和中央银行)也是货币政策领域的高频关键词。有关央行的研究主要在两方面取得了进展:(1)关于央行货币政策决策行为的实证分析,探究了不同主体的通胀预期对央行货币政策的影响、央行信息精确度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央行汇率目标的实现机制、泰勒规则和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央行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等。(2)中国人民银行顺应新形势的改革路径探讨。在金融风险防范与审慎监管方面,陆磊、杨骏(2016)指出,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完善金融稳定制度体系的重要改革方向是引入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央行应依托流动性管理实现逆周期调节和防范系统性风险,政策目标应从通货膨胀转向更广泛的金融资产价格体系。在央行与公众的对策互动关系方面,李拉亚(2016)认为央行可采用软硬兼施策略,若公众配合央行政策,央行则实施温和政策;若公众不配合央行政策,央行则实施严厉政策,这一策略可以弥补传统政策规则的不足。

  2016年3月16日,十二届全国四次会议审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为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同时指出,新形势下我国经济面临着多层次新问题。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离不开经济理论的指导,亟须经济学界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科学的政策路径,由此促使经济体制改革成为我国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热点。

  为了有效利用经济学理论指导经济体制改革,首先需要明确改革的历史路径、理论基础、性质、地位和方向,2016年学者们围绕相关问题进行了较多探索,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路径,刘伟、方敏(2016)研究发现,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始终围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展开。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胡家勇(2016)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角度,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基本经济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市场经济运行和对外开放等重大问题方面的理论价值。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和地位,杨静(2016)提出在“六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经济体制改革具有基础性地位,发挥着对各领域改革的牵引作用,强调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地位。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吕朝凤、朱丹丹(2016)实证证明了市场化对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贡献,王佳菲(2016)认为关键在于如何妥善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要认清市场发挥决定作用的必要条件是政府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驾驭能力提高,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是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领域的决定作用。

  此外,2016年经济体制改革领域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显示,国有企业和混合所有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中受关注度最高的问题

  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宏观政策改革的现实需要共同促使供给侧改革跃升为我国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供给侧改革方面的研究主要从两方面展开:(1)在学理层面探究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基础、科学内涵和政策方向,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供求两侧经济政策的历史路径、供给侧与需求侧经济政策的内在关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指导意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和政策选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关于我国供求两侧政策的历史演进,王佳宁、盛朝迅(2016)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改革政策划分为三个阶段,指出为了解决中国经济当下面临的问题,必须坚持供需双侧并举以助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关于供给侧改革的理论依据,蔡鲂(2016)从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因素人手,论证了我国经济增长减速不是需求侧冲击造成的,而是要素结构转变从而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结果,所以应放弃周期分析的需求侧视角,立足于增长分析的供给侧视角。关于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指导,逄锦聚(2016)认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不能照搬凯恩斯主义,也不能照搬以供给学派为理论基础的里根经济学,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关系和社会总产品实现的原理为指导。贾康、苏京春(2016)在“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方面进行了探索,从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创新、问题导向下引领新常态的动力体系再造创新、通盘规划的系统工程式。全局长远创新、以改革为核心以现代化为主轴攻坚克难的制度供给创新等四个层面系统论述了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基础。关于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相关研究认为,供给侧改革是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需求侧政策有效性减弱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是经济治理思路的重大调整,是新常态下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根本保障(沈坤荣,2016)。关于供给侧改革的政策方向,胡鞍钢等(2016)指出,短期的需求管理无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要处理好短期措施与长期目标的关系,战术目标与战略目标的关系,提升供给与扩大内需的关系,宏观调控与简政放权的关系。与主流研究将我国经济下行归为供给侧因素、重点强调供给侧改革有所不同,林毅夫(2016)认为我国经济下滑的主因依然是外部性与周期性因素,强调供给侧改革要处理好与需求侧政策的关系,在推动一些必要的体制机制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也需要有稳增长、反周期的需求侧措施。在这方面文献中,除少数研究从供给与需求角度量化测算我国经济波动的驱动因素外(林建浩、王美今,2016),大多属理论研究,力图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供给经济学方面进行理论创新、为供给侧改革提供逻辑基础和理论指导。

  结合不同经济领域的改革实践探讨具体的供给侧改革路径。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围绕产能过剩和产业升级的工业供给侧改革问题,重点分析了化解产能过剩的基本思路和着力点,供给侧改革与国有中小企业退出机制,供给侧视角下的先进制造业发展,发达国家工业提升计划对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启示等。例如,黄群慧(2016)分析了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从企业、产业和区域三个层面论述了推进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

  国际贸易与投资的规模和结构的新变化体现了我国对外经济发展也进入了以稳增长、调结构、提质量为特征的新常态。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下,全球贸易和投资格局正在深刻调整,这些因素共同促使国际贸易与投资成为我国经济学研究的热点。

  2016年国际贸易与投资方面的研究呈现出三方面特征和趋势。(1)全球价值链是国际贸易研究的中心词,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研究居主流。本领域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显示,国际贸易相关的关键词中,共现频次最高的是全球价值链,较多文献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以全球价值链为核心对国际贸易的发展演化和我国价值链升级路径进行了系统探究。关于全球价值链的性质、特征和影响,倪红福(2016)探讨了全球价值链中产业“微笑曲线”的存在性,但发现产业层面的“微笑曲线”不具普遍意义。孙学敏、王杰(2016)证实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发现参与全球价值链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率。关于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地位和发展趋势,大多数研究认为,虽然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仍有待提高,但近些年上升态势明显。

  服务贸易受到关注。这源于当前我国服务贸易增长迅猛、占外贸的比重持续上升,在整体外贸规模收紧的大环境下较为突出。其中,关于服务贸易影响因素的探讨较为集中。张建清、陈星全(2016)发现人力资本对服务贸易差额有显著正效应,教育人力资本对生产性服务贸易差额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健康人力资本对消费性服务贸易差额的影响要更大。张卫国、孙涛(2016)基于语言经济学视角探究了语言与服务贸易的关系,是较新的研究方向,实证结果显示,国民英语能力与我国对外服务贸易流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在国际投资方面,对外直接投资的受关注度较高,超过了外商直接投资。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大多探讨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和效应,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母国就业、技术溢出、创新效率、企业加成率等因素的影响,以及政府干预、国际关系、孔子学院项目、贸易成本、高管薪酬体系等宏微观因素对国际投资的影响。此外,在对外投资的战略考量方面,何新易(2016)分析指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战略受人均GDP、外汇储备余额和对外贸易依存度三方面影响。桑百川等(2016)基于国外发展经验分析指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需要防范本土产业空心化,要注重质量立国,抓住能源资源和高端制造业优势产能,合理引导传统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着力提升本土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围绕“一带一路”战略对我国经济的意义、影响以及相关建设项目的风险进行了宏观分析。关于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理解,安虎森、郑文光(2016)指出,“一带一路”战略是在世界空间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提出的,通过海陆并举的方式将亚欧“世界岛”地区联系在一起并形成整体,通过重塑国内外经济地理为我国的供给侧改革创造条件,并以此塑造国际分工新格局、建立全球经济新秩序。关于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和利益,相关研究指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开放理念接近,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供给优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需求吻合,经济增长和中国对外贸易增长重心逐步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转移,“一带一路”建设能够改善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这些要素共同决定了“一带一路”建设存在重要的潜在利益(于津平、顾威,2016)。

  在“一带一路”对我国国际经贸投资、国际能源合作和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影响和机遇方面,相关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一带一路”开创了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对拓展我国地缘经济合作空间、推动沿线国家产业价值链融合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使我国沿边沿疆地区成了新的开放前沿,由此决定了东盟、中亚、新疆、广西、福建、沿线国家、欧亚经济联盟等成为“一带一路”研究的热词。曹伟等(2016)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对“一带一路”国家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当期人民币升值使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口贸易减少,滞后一期升值会导致进口增加。关于“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研究表明我国可利用“一带一路”平台,通过扩大对外投资、活跃欧亚贸易等途径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同时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依然需要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逐步开放资本项目。基于此,林乐芬、王少楠(2016)提出了“对外投资与贸易一经济互动效应一资本项目有序开放一人民币国际化”的国际化路径。

  针对如何积极利用“一带一路”建设促进我国化解产能过剩、推动产业价值链升级,相关研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刘瑞、高峰(2016)分析指出,应积极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契机化解产能过剩问题,当前提升我国传统产业效益和化解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的措施宜采取对外投资为主、产品贸易为辅方式。关于“一带一路”战略为我国不同地区经济模式转型带来的机遇,杨玲(2016)实证研究发现,进口生产性服务的复杂度对提升“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制造业增加值率有区域异质性特征,“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要避免运动式增长,优先发展地区优势产业,提高产业转型升级效果。关于对接“一带一路”促进产业升级的政策方向。孟祺(2016)分析指出,“一带一路”战略为我国构建新型全球价值链提供了机遇,“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迫切需要制造业合作来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应根据不同国家要素禀赋特征开展制造业产业合作,以此构造新型全球价值链、打造命运共同体。

  2016)分析指出,要以法治化和市场化保障资本市场健康可持续发展,完善法制体系、重构资本市场良性生态,在企业上市、退市、转板、并购重组等制度安排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面向中小微实体企业的新三板市场,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和股权众筹等市场,打造多层次“正金字塔”型资本市场结构。关于商业银行改革,邵平(2016)提出,商业银行需要矫正传统模式下的金融资源配置扭曲,挖掘新形势下的客户需求变化,不断优化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提升商业银行的现代化竞争力。

  2016)探究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综合指数,研究发现,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呈现周期性和市场间的传染性特征,同时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程度总体可控。关于金融风险传导,王擎、田娇(2016)研究发现在资本约束下,系统性金融风险在经历三个阶段的传递后,实体经济并未得到有效改善,基于各类银行资本充足平均水平,小幅度提高资本监管要求、严格加强对资本不足银行的监管有助于抑制金融风险传递。叶茜茜(2016)研究了区域金融风波的形成机制,指出区域金融风

  2016)研究表明商业银行规避监管、取得监管套利的行为主导了影子银行的发展,形成了高杠杆、高度期限错配、关联关系复杂的金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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